《青玉案·送伯固归吴中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北宋文坛巨擘，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皆臻化境，尤以词开豪放一派，破“词为艳科”之樊篱。其词风兼具“大江东去”的雄浑与“十年生死”的深情，更在离别之作中展现细腻幽微之思。《青玉案·送伯固归吴中》作于其贬谪生涯中，以婉约笔触写挚友别情，却暗藏对人生聚散、宦海浮沉的哲思。词中既有“江南烟雨”的旖旎，亦含“天涯倦客”的苍凉，堪称苏轼词中“以柔济刚”的典范，彰显其于困顿中仍能超脱物外的精神境界。
二、古诗原文
青玉案·送伯固归吴中
三年枕上吴中路，遣黄犬、随君去。
若到松江呼小渡。莫惊鸥鹭，四桥尽是，老子经行处。
辋川图上看春暮，常记高人右丞句。
作个归期天已许。春衫犹是，小蛮针线，曾湿西湖雨。
三、写作背景
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苏轼自扬州移知颍州途中，与友人苏坚（字伯固）别于真州（今江苏仪征）。时值新党复起，旧党渐失势，苏轼深感政局动荡，屡萌归隐之念。苏坚为苏轼幕僚，二人志趣相投，常共论诗画。此次伯固返吴中故里，苏轼以词相赠，既抒离情别绪，亦借友人之归反观自身：友人可归，而己身仍羁宦海，故以“天已许”之问暗藏对归隐自由的向往，词中“黄犬”“鸥鹭”等意象，实为对超然物外生活的隐喻。
四、诗词翻译
三年来，我常在梦中踏上归吴之路，如今遣黄犬伴你同归。若至松江渡口，轻声呼唤小舟，切莫惊扰鸥鹭——那四桥畔的烟雨，皆是我昔日游踪。
我曾在《辋川图》中寻觅春暮之景，常忆王维“行到水穷处”的诗句。愿你的归期已得上天应允。这春衫上，仍留有小蛮（侍妾）针线，曾被西湖烟雨打湿，如今随你归去。
五、诗词赏析
- 虚实相生的送别场景：上阕以“黄犬随行”的虚笔起兴，化用陆机“黄耳传书”典故，暗喻友人代己归乡，而“莫惊鸥鹭”的叮嘱，既显对江南风物的眷恋，亦透出归隐之心的迫切。四桥烟雨的“经行处”，将昔日游踪与当下离情交织，虚实相生，拓展时空维度。
- 诗画互文的审美意趣：下阕借王维《辋川图》与诗句，以画境写心境，将送别升华为对精神归宿的追寻。“作个归期天已许”之问，既是对友人的祝福，亦是对自身命运的叩问，暗含“天命难违”的无奈与超脱。
- 物我交融的情感载体：末句“春衫犹是，小蛮针线，曾湿西湖雨”以春衫为纽带，将个人记忆（侍妾针线）、自然意象（西湖烟雨）与友人别离融为一体。针线之湿，既是物理痕迹，亦是情感余温，于细微处见深沉，尽显苏轼“以物观道”的创作智慧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- 归隐意象的符号学解码
- “黄犬”的隐喻系统：化用陆机“黄耳传书”典故，却反其意而用之——黄犬非为传书，而是“随君去”，暗示苏轼将归隐之思寄托于友人。犬之忠诚与归隐之志形成互文，既是对伯固人格的褒扬，亦是对自身“忠而见弃”困境的隐喻。北宋士人“犬马恋主”与“归隐林泉”的矛盾心理，在此通过黄犬意象得以调和。
- “鸥鹭”的生态政治学：以“莫惊鸥鹭”为诫，实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隐喻。鸥鹭象征自然、自由，而“惊”则暗指新党变法对士人精神家园的破坏。苏轼借送别友人，表达对“无为而治”政治理想的追慕，同时暗示自己如惊鸥般漂泊无依的处境。
- 辋川典故的双重投射
- 诗画同构的审美乌托邦：王维《辋川图》与诗句的引入，不仅是对盛唐隐逸文化的致敬，更是苏轼对自身精神困境的镜像投射。辋川的“空山新雨后”，恰与苏轼此时“天涯倦客”的漂泊形成对照，暗示其欲借艺术想象构建超越现实的桃花源。
- “行到水穷处”的禅机：王维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禅意，在此被解构为对仕途绝境的坦然接受。苏轼以“作个归期天已许”回应王维的“坐看”，将宿命论转化为对生命偶然性的诗意接纳，体现其“以儒济道”的生命智慧。
- 春衫意象的物性诗学
- “针线”的创伤记忆：春衫上的小蛮针线，既是对侍妾温情的追忆，亦是政治创伤的隐喻。苏轼曾因“乌台诗案”身陷囹圄，侍妾王朝云不离不弃，针线之湿，实为泪痕与血痕的双重印记。此处以私密衣物承载公共记忆，实现个体情感与历史叙事的互文。
- “西湖雨”的空间政治学：西湖作为北宋文人精神圣地，在此成为政治失意者的疗愈场。春衫之湿，既是地理空间的迁移（从汴京到杭州），亦是心理空间的转化（从庙堂到江湖）。苏轼以“湿”的触觉通感，将政治失意转化为审美体验，完成对苦难的诗意超越。
- 送别叙事的权力解构
- “遣黄犬”的主体置换：传统送别词中，离人常为被送者，而苏轼却以“遣黄犬”的主动姿态，将自身置于“送归者”位置。这种叙事视角的倒置，既是对友人归隐的成全，亦是对自身“归不得”命运的反讽，暗含对权力结构的隐性批判。
- “天已许”的悖论修辞：归隐本为士人自主选择，苏轼却以“天已许”归因于天命，实为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妥协。这种“天命观”的矛盾性，既是对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精神的解构，亦是对道家“安时处顺”哲学的实践，展现其思想中儒道交融的复杂性。
- 江南书写的文化密码
- “吴中”的地理政治学：吴中（今苏州）作为江南文化中心，在此不仅是地理空间，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。苏轼对吴中的向往，既是对江南烟雨的审美迷恋，亦是对北宋“崇文抑武”国策下江南士人文化优越性的认同。送伯固归吴中，实为将江南文化基因播撒于贬谪之地。
- “松江小渡”的江湖隐喻：松江渡口作为江湖与庙堂的临界点，在此被赋予哲学象征意义。苏轼嘱友人“呼小渡”，既是对归隐之路的具象描绘，亦是对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生命理想的实践预演。渡口意象的反复出现，构成其词中“出走—回归”的永恒母题。
- 情感经济的结构性分析
- “赠别”中的情感资本运作：苏轼以词相赠，实为一种情感资本的投资。通过回忆共同游历（四桥烟雨）、共享审美趣味（辋川图卷）、共历人生风雨（春衫针线），构建起与伯固的“情感共同体”。这种赠别行为，既是对友情的确认，亦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申。
- “归期”的时间政治学：“作个归期天已许”的时间表述，将私人离别事件纳入历史时间维度。苏轼以“天”为归期合法性的背书，既是对个体命运的无奈接受，亦是对历史周期律的哲学观照。这种时间意识，使其送别词超越了个人情感，升华为对文明兴衰的沉思。
结语：苏轼《青玉案·送伯固归吴中》以婉约之笔写苍茫之思，在黄犬、鸥鹭、春衫、针线的日常意象中，编织出一张关于归隐、创伤、记忆、权力的隐喻之网。词中送别不仅是空间距离的分离，更是生命状态的抉择：友人可归江南烟雨，而苏轼仍困于江湖庙堂。这种张力，恰是北宋文人精神困境的缩影。当我们读至“曾湿西湖雨”时，触摸到的不仅是春衫的湿度，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体温——在政治风雨中坚守文化理想，在人生漂泊中追寻诗意栖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