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北宋文坛巨擘，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皆臻化境，尤以词作开豪放一派，破“词为艳科”之樊篱。其词风兼具“大江东去”的雄浑气魄与“一蓑烟雨”的旷达哲思，然于婉约之作中亦见深情绵邈。元祐年间（1086—1093），苏轼虽官至翰林学士、礼部尚书，却深陷党争漩涡，外放颍州、扬州等地。此词作于元祐六年（1091）由杭州通判调任颍州途中，时值其与杭州知州陈襄（字述古）别后，借词寄怀，以江南风物为引，抒写宦游之思与君子之谊，尽显士大夫“身在江湖，心系故人”的深情厚谊。
二、古诗原文
行香子·丹阳寄述古
携手江村，梅雪飘裙。
情何限、处处销魂。
故人不见，旧曲重闻。
向望湖楼，孤山寺，涌金门。
寻常行处，题诗千首，绣罗衫、与拂红尘。
别来相忆，知是何人？
有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。
三、写作背景
元祐六年（1091）三月，苏轼自杭州通判调任颍州，与知州陈襄（述古）作别。二人于杭州共事期间，政通人和，诗酒唱和，结下深厚情谊。离杭后，苏轼舟行至丹阳，见江村梅雪、孤山旧景，忆及与陈襄同游西湖、题诗望湖楼的往昔，遂作此词遥寄故人。时北宋党争方炽，苏轼外放频仍，陈襄亦数迁官职，二人皆有“宦海浮沉，知音难觅”之叹。词中“故人不见，旧曲重闻”的怅惘，既是对个人友谊的追怀，亦暗含对北宋士人群体“聚散无常”的集体感慨。
四、诗词翻译
上阕
曾与你携手漫步江村，
梅雪纷飞，沾满衣裙。
情思无边，处处令人销魂。
如今故人远隔，唯余旧曲重闻——
望湖楼畔，孤山寺前，涌金门边，
何处不刻下我们的足痕？
下阕
寻常游处，曾题诗千首，
你轻拂我衣上红尘，笑语温存。
自别后，谁人能解我相思之深？
唯有西湖月、江边柳、陇头云，
伴我遥念故人。
五、诗词赏析
- 时空折叠：记忆与现实的双重镜像
开篇“携手江村，梅雪飘裙”以白描勾勒往昔同游之景，与下阕“别来相忆”的当下形成时空张力。上阕“望湖楼”“孤山寺”“涌金门”三处西湖地标，如蒙太奇镜头般叠映，将杭州记忆浓缩为“销魂”的意象群；下阕“湖中月”“江边柳”“陇头云”以自然风物作情感载体，既延续上阕的地理空间，又拓展至精神维度，完成从“实景”到“虚境”的升华。 - 意象双关：风物与人事的隐喻体系
“梅雪飘裙”既写自然之景，亦暗喻二人高洁品格；“绣罗衫、与拂红尘”以拂衣动作喻友情之纯粹，暗含对官场浊流的疏离。而“湖中月”“江边柳”“陇头云”三组意象，则构成“水—陆—空”的立体空间，月之皎洁、柳之缠绵、云之飘逸，恰合苏轼对故人“清雅”“深情”“旷达”的三重期许，形成“以景喻人”的隐喻网络。 - 声情共振：婉约词体中的疏朗风骨
全词押“真”韵（裙、魂、门、首、尘、人、云），音节清越悠长，却无婉约词常见的脂粉气。上阕“销魂”二字直抒胸臆，下阕“知是何人”以口语入词，打破传统赠别词的雕琢感。尤以“题诗千首”的豪语，与“拂红尘”的细动作形成声情错位，既显文人雅趣，又露旷达襟怀，暗藏“豪放词根”。 - 结构张力：孤寂与慰藉的悖论交织
全词以“故人不见”的孤寂为经，以“旧曲重闻”“题诗千首”的往昔为纬，编织出“忆旧愈伤，伤愈思旧”的循环结构。然末句“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”却以自然永恒消解人事无常，在“别离之痛”中注入“天地大美”的慰藉，展现苏轼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哲学智慧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（一）江村记忆：士人雅集的精神图谱
“携手江村，梅雪飘裙”八字，构建了一幅北宋文人雅集的经典图景：
- 空间符号的编码
“江村”非实指某地，而是北宋士人“江湖之乐”的象征。苏轼与陈襄在此踏雪寻梅，既是对林逋“梅妻鹤子”隐逸传统的致敬，亦是对“西湖诗社”集体记忆的唤醒。梅雪的清冷与衣裙的温润形成冷暖对比，暗喻二人“外冷内热”的君子之交。 - 动作叙事的深意
“携手”二字，将政治盟友转化为精神知己。北宋士大夫交往重“道义相砥”，苏轼与陈襄在杭州共推新政、赈济灾民，其“携手”不仅是游赏之举，更是政治理想的共鸣。而“梅雪飘裙”的细节，则以诗意的镜头语言，定格了士人群体“以文会友”的高雅瞬间。 - 时间维度的重构
“梅雪”意象既指冬日实景，亦暗合《诗经·小雅》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的时空意识。苏轼将个人别离置于历史长河中观照，使“江村之游”超越一时一地，成为北宋士人精神谱系中的永恒坐标。
（二）旧曲重闻：政治记忆与文化乡愁
“故人不见，旧曲重闻”的转折，将词作从私密回忆引向公共记忆：
- 声音政治学的隐喻
“旧曲”非指具体乐曲，而是苏轼与陈襄在杭州推行“德政”的隐喻。元祐初年，二人疏浚西湖、筑苏堤、设安乐坊，其政声如“清歌”传唱民间。如今“旧曲重闻”，既是对往昔政绩的追怀，亦是对当下党争“新声”的批判。 - 地理空间的诗学
“望湖楼”“孤山寺”“涌金门”三处西湖名胜，构成“政治—文化—民生”的三重象征：望湖楼为文人雅集之地，象征士人理想；孤山寺为林逋隐居之所，暗喻政治操守；涌金门为漕运枢纽，关乎民生疾苦。苏轼以这三处地标串联记忆，实则是在重构其“以文化人、以德治国”的政治哲学。 - 缺席的在场性
“故人不见”的遗憾，因“旧曲重闻”而转化为“缺席的在场”。苏轼通过听觉记忆（旧曲）与空间记忆（三处地标）的交织，使陈襄虽未现身词中，却无处不在。这种“以虚写实”的手法，既符合词体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特质，又暗合道家“大象无形”的哲学观。
（三）绣罗衫拂：君子之交的仪式书写
“寻常行处，题诗千首，绣罗衫、与拂红尘”四句，以文人雅事诠释君子之交的深层逻辑：
- 题诗行为的政治隐喻
“题诗千首”非虚指，苏轼与陈襄在杭州任上，确曾于西湖诸处题咏唱和。这些诗作既是文学创作，更是政治宣言——通过“诗教”传播儒家“仁政”思想，将西湖从自然景观转化为文化符号。而“千首”之数，则暗含对北宋党争“诗祸”的反思：文人之笔当如春风化雨，而非党同伐异的利刃。 - 拂尘动作的伦理内涵
“绣罗衫、与拂红尘”以细节动作展现君子之交的纯粹性。在北宋党争中，官员多以“袍泽之谊”结党营私，而苏轼与陈襄却以“拂红尘”的姿态保持距离。这一动作既是对官场浊流的疏离，亦是对《论语》“君子之交淡若水”的践行，彰显士人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品格。 - 服饰书写的文化密码
“绣罗衫”作为文人服饰符号，承载着北宋士人的审美理想。其轻柔质地与“拂红尘”的动作形成质感呼应，暗喻士人应以“柔德”化解政治刚暴。而“红尘”既指现实尘土，亦喻党争纷扰，苏轼借此表达对“以柔克刚”政治智慧的推崇。
（四）湖月江云：自然意象的哲学转译
末三句“有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”以自然意象收束全词，完成三重哲学转译：
- 永恒与无常的辩证
“湖中月”取自张若虚“江月年年望相似”的永恒意象，与“故人不见”的人事无常形成张力。苏轼以自然之恒久消解离别之悲痛，体现道家“齐物论”思想。而“江边柳”的缠绵意象，则暗合《诗经》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的抒情传统，在永恒与无常间架起情感桥梁。 - 空间距离的诗学消解
“湖中月”照杭州，“江边柳”指丹阳，“陇头云”泛指天涯，三组意象构成“点—线—面”的空间结构。苏轼以自然风物的流动性消解地理阻隔，使“别来相忆”的孤寂转化为“天涯共此时”的豁达。这种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思维，既是对柳永“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”的超越，亦是对王勃“海内存知己”的深化。 - 士人精神的物化象征
“湖中月”象征苏轼的澄明心境，“江边柳”隐喻陈襄的柔韧品格，“陇头云”则代表二人共同的“江湖之志”。三组意象共同构成士人精神的物化体系，将私人友谊升华为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。这种“以物载道”的手法，使词作超越一般赠别词的格局，具有文化原型意义。
（五）词史坐标：从“小令赠别”到“士人抒情”的范式革命
此词在苏轼词学转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：
- 题材突破
首将“政治记忆”注入赠别词，使杭州治绩、西湖风物成为情感载体，拓展词体的表现疆域。此前赠别词多写儿女私情，苏轼却以“江村之游”“题诗千首”重构词境，开创“士人赠别”新范式。 - 风格转型
以“梅雪飘裙”“湖中月”等清雅意象替代传统赠别词的绮丽辞藻，形成“疏而不淡，密而不缛”的美学风格。其“以豪放入婉约”的尝试，为秦观“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”开辟道路。 - 技法创新
“望湖楼，孤山寺，涌金门”的鼎足对仗，“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”的排比收束，暗合苏轼“反常合道”的创作理念。这种“以诗为词”的笔法，使词体获得与诗同等的言志功能，为“诗化词”的成熟奠定基础。
（六）士人伦理：从“兼济天下”到“相濡以沫”的友情哲学
全词折射出苏轼对君子之交的深刻思考：
- 政治盟友的升华
苏轼与陈襄的友谊始于政见相投，却超越功利层面。词中“题诗千首”的政声追怀，“拂红尘”的操守坚守，展现北宋士大夫“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”的伦理自觉。这种“亦师亦友”的关系，成为后世文人“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”的典范。 - 孤独者的精神共鸣
在党争频仍的北宋官场，苏轼与陈襄皆有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孤独感。词中“别来相忆”的反复咏叹，既是对故人的思念，亦是对“天下无知音”的喟叹。二人通过诗词唱和，在精神荒漠中构筑起“相濡以沫”的绿洲。 - 超越时空的对话
苏轼以“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”构建永恒对话空间，使友谊突破生死界限。这种“以自然为中介”的交往方式，既是对庄子“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”的继承，亦是对儒家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的诠释，为士人精神世界提供新的伦理范式。
结语
苏轼以《行香子·丹阳寄述古》完成了一次精神远游：在梅雪飘飞的江村，他既是一个追怀往昔的游子，也是一个剖析政治的哲人，更是一个定义友情的诗人。词中“江村携手”的温情、“题诗千首”的豪情、“湖月江云”的旷情，共同熔铸成一座充满张力的情感丰碑。这座丰碑既镌刻着北宋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政治理想，也铭刻着他们“相知无远近，万里尚为邻”的精神坚守。此词如一泓清泉，映照出中国文人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伦理光谱，更以其深邃的哲思与真挚的情感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“士人赠别词”的巅峰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