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歌子·游赏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北宋文坛全才，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皆冠绝一时。其词风突破“艳科”藩篱，开创“豪放”一脉，然婉约之作亦见风骨。他以“诗化之词”重塑词体，将士大夫的襟怀、哲人的思辨、诗人的才情熔铸于长短句中，使词从“娱宾遣兴”的“小道”升华为“言志载道”的“大雅”。《南歌子·游赏》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春，时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，途经金陵（今南京），与王安石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，心境渐趋明朗。此词以春日游赏为表，寄寓对人生起落、世事无常的哲思，堪称“超然物外”的词中典范。
二、古诗原文
南歌子·游赏
山与歌眉敛，波同醉眼流。
游人都上十三楼。
不羡竹西歌吹、古扬州。
菰黍连昌歜，琼彝倒玉舟。
谁家水调唱歌头。
声绕碧山飞去、晚云留。
三、写作背景
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，途经金陵。彼时他刚结束四年贬谪生涯，虽未彻底平反，但已获“量移”之恩，心境较黄州时期稍显舒展。在金陵，苏轼与政敌王安石“骑驴过钟山”，相谈甚欢，一笑泯恩仇。这种“放下”的释然，使他得以暂时摆脱政治阴霾，以“游赏者”的姿态沉醉于江南春色。此词即作于游金陵十三楼时，词中“不羡竹西歌吹”的洒脱、“声绕碧山飞去”的空灵，既是对眼前盛景的礼赞，亦是对过往苦难的超脱，在“游赏”的表象下，暗藏苏轼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生命智慧。
四、诗词翻译
山峦似佳人低垂的眉黛，
江波如醉客流转的眼眸。
游人皆登临十三楼远眺，
何须羡慕古扬州的笙歌艳舞？
菰米粽与苦菜并陈席间，
美酒倾入玉杯，一饮而尽。
不知谁家唱起《水调歌头》，
清歌绕碧山飘散，
晚云也为之驻足停留。
五、诗词赏析
此词以“游赏”为线，串起自然、物象、声情三重意境，堪称“婉约词中的山水画卷”。上阕以“山与歌眉敛，波同醉眼流”起笔，以“眉”“眼”喻山水，将自然拟人化，赋予春色以柔情与醉意；“游人都上十三楼”一句，既点明金陵名胜，又暗含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孤高；结句“不羡竹西歌吹、古扬州”以“不羡”二字破题，化用杜牧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扬州”之典，却反其意而用之，以金陵之“静美”对抗扬州之“繁华”，彰显苏轼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超然。下阕转写宴饮之乐，“菰黍连昌歜”以苦菜配粽，暗喻人生苦乐相生；“琼彝倒玉舟”以美酒解忧，呼应陶渊明“且共欢此饮”之趣；尾句“声绕碧山飞去、晚云留”以声绘景，清歌与晚云共舞，将听觉转化为视觉，余韵悠长，尽显“物我两忘”的禅意。全词语言清丽如画，意境空灵似梦，在婉约中见豪放，在闲适中藏哲思，堪称苏轼“诗化之词”的代表作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1. 眉眼山水：拟人化中的生命共情
开篇“山与歌眉敛，波同醉眼流”以“眉”“眼”为喻，将自然人格化，暗藏苏轼对生命的深刻共情。其一，“歌眉敛”之“敛”，既写女子低眉含情的神态，亦暗喻山峦的含蓄内敛——金陵之山不似黄山的奇崛，却如佳人低眉，温婉含蓄，恰似苏轼历经贬谪后“收敛锋芒”的心境；其二，“醉眼流”之“流”，既写醉客目光流转的迷离，亦暗喻江波的灵动不息——秦淮之水不似黄河的奔腾，却如醉眼潋滟，柔中带韧，恰似苏轼在困顿中仍存“一点浩然气”；其三，以“眉眼”喻山水，实则是苏轼“以我观物”的投射——他将贬谪生涯的愁绪与释然，注入自然景物，使山水成为“有情之生命”，而自身亦在观照自然中完成“物我交融”。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笔法，既是对庄子“天地与我并生”的继承，亦是对陶渊明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超越。
2. 十三楼影：历史时空中的精神突围
“游人都上十三楼”一句，以“十三楼”为坐标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完成精神突围。其一，“十三楼”为金陵名胜，始建于南唐，登楼可俯瞰秦淮烟水，远眺钟山苍翠。苏轼登楼，既是对江南春色的沉醉，亦是对历史烟云的凭吊——六朝金粉、南唐旧梦，皆在此楼见证下化作云烟，而苏轼却以“游人”之姿，跳出历史轮回，以“旁观者”的清醒审视兴衰；其二，“不羡竹西歌吹、古扬州”一句，以“不羡”破除“繁华执念”——古扬州以“歌吹”闻名，象征世俗的享乐与喧嚣，而苏轼却选择“十三楼”的静谧，暗示其已超越对功名利禄的追逐，转而追求“心远地自偏”的境界；其三，此句暗藏对王安石变法的隐微反思——王安石曾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”推行新政，其豪情恰似扬州“歌吹”之盛，而苏轼在金陵与王安石一笑泯恩仇后，以“不羡”表明其已从“党争”中抽身，回归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本真。这种“以历史为镜”的书写，使“游赏”升华为“精神突围”的仪式。
3. 菰黍琼彝：苦乐交织的生命哲学
下阕“菰黍连昌歜，琼彝倒玉舟”以宴饮之景，暗喻苏轼对苦乐的辩证认知。其一，“菰黍”即粽子，昌歜为苦菜，二者并置，象征人生之“苦乐相生”——粽子甜糯如顺境，苦菜辛涩如逆境，苏轼将二者同席，暗合其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豁达；其二，“琼彝倒玉舟”以美酒解忧，呼应陶渊明“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”的洒脱，然苏轼之“醉”非逃避，而是“以醉解困”——他以玉杯倾酒之态，将贬谪之苦、党争之累尽数倾入江中，以“醉眼”观世，反得清明；其三，此联语言对仗工整，意象典雅，实则暗藏苏轼对“士人精神”的坚守——菰黍、昌歜皆为古礼之食，琼彝、玉舟皆为雅器，苏轼在贬谪中仍以“礼”自持，以“雅”自娱，在困顿中守护士大夫的尊严。这种“以苦为乐，以雅化俗”的智慧，既是对儒家“君子固穷”的践行，亦是对道家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的融通。
4. 水调云留：声情交融的时空诗学
尾句“谁家水调唱歌头，声绕碧山飞去、晚云留”以声绘景，构建出“声情交融”的时空诗学。其一，“水调歌头”为唐宋大曲，音调苍凉悲壮，苏轼在此化用其名，却赋予其“清越”之韵——歌者之音绕碧山而飞，既是对音乐穿透力的礼赞，亦是对“余音绕梁”意境的再造；其二，“晚云留”三字将听觉转化为视觉，以云之“留”写声之“远”，暗藏苏轼对“刹那永恒”的哲思——歌声如晚云，虽短暂却能定格于时空，正如苏轼在黄州、金陵的贬谪岁月，虽苦涩却成就其文学巅峰；其三，此句与首句“山与歌眉敛”形成时空闭环：首句以“眉眼”写自然之静，尾句以“歌声”写人文之动，动静相生，虚实相映，在“游赏”的叙事中，完成对生命“静与动”“瞬息与永恒”的辩证思考。这种“以声破境”的笔法，既是对白居易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反拨，亦是对苏轼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时空观的微缩呈现。
5. 金陵意象：文化记忆中的身份重构
词中“金陵”“十三楼”“竹西歌吹”等意象，构成苏轼的文化记忆网络，暗含其身份重构的深意。其一，金陵为六朝古都，王气与颓废并存，苏轼在此游赏，既是对“江南文脉”的朝圣，亦是对“历史循环”的反思——他以“游人”之姿介入历史，既非“金陵王气”的附庸，亦非“六朝脂粉”的追随者，而是以“贬谪者”的清醒，重构与历史的关系；其二，“十三楼”作为南宋文人雅集的象征，苏轼在此登临，实则是将自身纳入“江南文化谱系”——他以诗酒茶会友，以词赋自娱，在金陵完成从“政治人”到“文化人”的身份转换；其三，“竹西歌吹”化用杜牧典故，苏轼以“不羡”破之，既是对杜牧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的批判，亦是对自身“贬谪诗人”身份的确认——他不再追求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的浮华，转而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姿态，在金陵的山水与历史中，重建文化主体性。这种“以文化记忆重构身份”的策略，使苏轼在贬谪中完成“文化突围”，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本。
6. 苦菜美酒：士人精神中的雅俗辩证
“菰黍连昌歜，琼彝倒玉舟”以“苦菜”与“美酒”并置，揭示苏轼对士人精神中雅俗关系的深刻理解。其一，“昌歜”为苦菜，象征“清苦”，乃士人“固穷”精神的物质载体；“琼彝”为玉杯，象征“雅致”，乃士人“风骨”的审美外化。苏轼将二者并置，暗含“以雅化俗，以俗证雅”的辩证——他既能在贬谪中茹苦菜以守节，亦能在宴饮中倾玉舟以自适，在雅俗之间游刃有余；其二，此联语言对仗工整，意象典雅，实则暗藏苏轼对“士人困境”的突围——北宋党争激烈，士人常陷于“进亦忧，退亦忧”的困境，苏轼却以“苦菜”自警，以“美酒”自娱，在“固穷”与“自适”之间找到平衡，既不失士大夫的操守，亦不囿于清流的迂腐；其三，这种“雅俗共赏”的审美趣味，既是对白居易“中隐”思想的继承（“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。不如作中隐，隐在留司官”），亦是对苏轼自身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人格的写照。在金陵的宴饮中，苏轼以“苦菜美酒”为媒介，完成了对士人精神的现代性诠释。
7. 晚云驻声：瞬间永恒中的诗性救赎
“声绕碧山飞去、晚云留”一句，以“声”与“云”的互动，构建出“瞬间永恒”的诗性时空。其一，“水调歌头”之声“绕碧山飞去”，既是对音乐穿透力的礼赞，亦是对“刹那芳华”的捕捉——歌声如飞鸟，虽短暂却能划破长空，正如苏轼在金陵的游赏，虽为旅途插曲，却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永恒印记；其二，“晚云留”三字将“流动之声”转化为“凝固之景”，以云之“驻”写声之“留”，暗合苏轼对“永恒”的哲思——云本无常形，却因歌声而“留”，恰似苏轼在贬谪中以诗文“留痕”，将生命的瞬间升华为艺术的永恒；其三，此句与《赤壁赋》中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”形成互文——江水东流，歌声西去，云影徘徊，三者共同构成苏轼的“时空诗学”：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辩证中，他以诗性思维消解生命无常，以艺术创作对抗时间碾压，在金陵的晚风中，完成对贬谪生涯的诗性救赎。
8. 游赏本质：困境中的精神逍遥
全词以“游赏”为表，实则探讨“困境中的精神逍遥”之理。其一，苏轼游金陵十三楼，表面为“赏春”，实则为“疗伤”——黄州贬谪的创伤尚未愈合，量移汝州的前途未卜，他却以“游人”之姿，将苦难转化为审美对象，在山水宴饮中实现“精神突围”；其二，词中“不羡竹西歌吹”的洒脱、“苦菜美酒”的雅俗、“水调云留”的空灵，皆指向苏轼的“逍遥观”——非庄子“无己无功无名”的出世逍遥，亦非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归隐逍遥，而是“以入世之心行出世之事”的士人逍遥；其三，这种逍遥，既是对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践行，亦是对苏轼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人格的注脚。在金陵的游赏中，苏轼以词为舟，载灵魂渡苦海；以诗为楫，划心舟向光明，将贬谪生涯升华为“精神的远游”。
苏轼的《南歌子·游赏》以“游赏”为经，以“哲思”为纬，在山水宴饮的叙事中，编织出一张“苦乐交织、雅俗共赏、瞬间永恒”的诗性网络。词中“眉眼山水”的拟人化、“不羡歌吹”的超然态、“苦菜美酒”的辩证观、“水调云留”的时空诗学，既是对金陵春色的礼赞，亦是对人生困境的突围。苏轼以词为镜，照见生命的“有限与无限”“苦涩与清欢”“喧嚣与寂静”，在游赏的表象下，完成从“贬谪者”到“逍遥客”的精神蜕变。他饮下的不仅是玉舟中的美酒，更是整个生命的况味——苦如昌歜，甜若菰黍，而“此心安处”，便是永恒的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