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九日次韵王巩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北宋文坛巨擘，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皆为一代宗师。其词作突破“艳科”窠臼，以豪放为骨、旷达为魂，开创“以诗为词”新范式。苏轼一生宦海浮沉，历经“乌台诗案”之劫、黄州惠州儋州之贬，却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，将苦难淬炼为生命诗学。他与王巩（字定国）交谊深厚，王巩因“乌台诗案”受牵连被贬岭南，苏轼深感愧疚，二人书信往还、诗酒唱和，此词即作于重阳寄怀之际，展现士人“穷且益坚”的精神风骨与“诗酒慰平生”的生存智慧。
二、古诗原文
九日次韵王巩
我醉欲眠君罢休，已教从事到青州。
鬓霜饶我三千丈，诗律输君一百筹。
闻道郎君闭东阁，且容老子上南楼。
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也愁。
三、写作背景
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（1083）重阳节，时苏轼谪居黄州已三年，王巩亦自岭南贬所北归。二人皆因“乌台诗案”遭政治迫害，王巩被贬宾州（今广西宾阳），其歌姬柔奴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之语曾令苏轼动容。重阳佳节，苏轼与王巩以诗相酬，借酒浇愁，词中既有对岁月摧折的喟叹，亦有对友情砥砺的珍视，更暗含对宦海浮沉的超脱。苏轼以“鬓霜”“黄花”等意象自嘲老病，却以“诗律”“南楼”等典故彰显风骨，在困顿中见旷达，在悲慨中藏机锋。
四、诗词翻译
我醉意朦胧欲眠君且罢饮，酒令已传至青州从事（美酒代称）。
霜鬓如雪已胜过李白三千丈，论诗才我却输你百筹之远。
闻说君闭门隐居于东阁，不妨容我这老翁登上南楼。
今日相逢何必匆忙离去？明日残菊凋零，连蝴蝶也会发愁。
五、诗词赏析
此词以戏谑笔法写深沉悲慨，结构精巧，意蕴丰赡。开篇“我醉欲眠君罢休”化用陶渊明“我醉欲眠卿且去”典故，却以“罢休”替代“且去”，既显亲昵调侃，又暗含“同病相怜”的苦涩。“青州从事”代指美酒，以酒为媒介消解政治创伤，尽显苏轼“诗酒趁年华”的洒脱。颔联“鬓霜饶我三千丈，诗律输君一百筹”以夸张对仗自嘲老病、赞友才华，既坦承岁月摧折，又以“输筹”消解比较之痛，将失意转化为文人雅趣。颈联“闻道郎君闭东阁，且容老子上南楼”用谢安“东山再起”与庾亮“南楼啸咏”双典，既暗喻王巩蛰伏待时，亦自表退守之志，在“闭”与“上”的对比中，完成对仕隐困境的超越。尾联“明日黄花蝶也愁”以“黄花”意象收束，既呼应重阳时令，又以“蝶愁”反衬今朝欢聚之可贵，将人生无常的悲慨升华为“及时行乐”的哲思，尽显东坡词“哀而不伤”的美学特质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1. 酒中乾坤：权力解构与精神突围
“我醉欲眠君罢休，已教从事到青州”以酒局为叙事场域，完成对权力规训的双重解构。其一，酒令“青州从事”暗含对官场秩序的戏谑——在贬谪境遇中，苏轼以“酒官”身份替代“朝官”身份，将政治失意转化为宴饮游戏的筹码，通过角色错位消解权力压迫。其二，醉态成为精神自由的隐喻，陶渊明“欲眠”是归隐的决绝，苏轼“欲眠”却是困顿中的自我放逐，在醉眼朦胧中模糊了“庙堂”与“江湖”的界限。这种“以酒为甲”的生存策略，既延续了魏晋名士“托杯玄胜”的风骨，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：当文人无法改变现实时，便通过重构日常仪式（如饮酒、赋诗）重建主体性，在“微醺”状态中实现精神突围。
2. 鬓霜诗律：衰老书写与价值重构
“鬓霜饶我三千丈，诗律输君一百筹”以身体衰老与精神超拔的悖论，重构士人价值体系。苏轼化用李白“白发三千丈”之典，却将愁思具象化为可量度的“三千丈”，既是对生命流逝的坦然承认，亦是对“鬓霜”的审美化处理——以夸张笔法将衰老转化为艺术符号。而“诗律输君”的自嘲，实为对传统“才子”身份的解构：在贬谪语境中，诗才已非晋升阶梯，反成安顿心灵的舟楫。苏轼通过“输筹”消解竞争焦虑，将“诗律”从“科举工具”升华为“生命诗学”，在“鬓霜”与“诗律”的张力中，完成对儒家“修齐治平”价值观的超越，回归到“诗可以群”的原始意义。
3. 东阁南楼：仕隐困境的典故突围
“闻道郎君闭东阁，且容老子上南楼”以双典并置，破解传统士人的仕隐困局。谢安“东山再起”代表隐士入世的理想路径，庾亮“南楼啸咏”象征高士退守的精神家园，苏轼将二典并置，既暗喻王巩蛰伏待时（闭东阁），亦自表退守之志（上南楼），却未落入非此即彼的窠臼。他以“且容”消解仕隐对立，在“闭”与“上”的动态平衡中，开辟第三条道路：既非彻底归隐（如陶渊明），亦非汲汲功名（如王安石），而是以“在朝美政，在野美俗”的姿态，在贬谪之地践行士人担当。这种“仕隐圆融”的智慧，既源于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训诫，又糅合了道家“无用之用”的通达，更暗含佛家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的超越，使苏轼成为士人阶层“困境突围”的典范。
4. 黄花蝶愁：时间焦虑与生命诗学
“明日黄花蝶也愁”以“黄花”意象为支点，撬动对时间与生命的终极思考。重阳黄花本为“及时行乐”的象征（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），苏轼却以“明日”点破其易逝本质，将盛放的菊花转化为“时间流逝”的隐喻。而“蝶也愁”的拟人化处理，则赋予自然以主体性——当人类为“明日黄花”感伤时，蝴蝶亦因花谢而忧愁，万物皆被卷入时间的漩涡。这种“物我同悲”的书写，既延续了《古诗十九首》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的时间焦虑，又以“蝶愁”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：在永恒的时间面前，士人的功名、诗人的才情皆如黄花般短暂，唯有“相逢”的当下值得珍视。苏轼通过“蝶愁”的荒诞想象，将时间焦虑升华为生命诗学——既然无法抗拒衰老与死亡，便以诗酒为舟，在“今日之欢”中抵达永恒。
5. 酬唱伦理：贬谪语境中的友情重构
此词作为酬唱之作，重构了贬谪语境中的友情伦理。传统贬谪文学多渲染“孤鸿”“断雁”的孤独意象，苏轼却以戏谑笔法书写友情：他称王巩为“郎君”，自称“老子”，以年龄代际的错位消解政治等级的隔阂；以“输筹”“罢休”等游戏化语言替代哀怨诉苦，将政治苦难转化为文人雅趣。这种“以乐景写哀情”的手法，既是对“诗可以怨”传统的突破，亦是对友情本质的深刻洞察——在权力场域中，友情可能沦为利益纽带；而在贬谪境遇中，友情却因剥离功利而回归本真。苏轼与王巩的唱和，既是对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共情，更是对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精神的现代诠释：真正的友情无需同舟共济的壮烈，只需在“相逢不用忙归去”的片刻中，以诗酒为媒，完成对生命困境的集体突围。
6. 数字修辞：三千丈与一百筹的哲学对位
“三千丈”与“一百筹”的数字对仗，构成极具张力的哲学符号系统。“三千丈”以空间量度丈量时间（鬓霜之长象征岁月之久），将抽象的衰老具象化为可触摸的物理存在；“一百筹”则以竞技规则量化才情（诗律之筹象征精神高度），将无形的才华转化为可比较的竞技筹码。二者对仗却不对等——“三千丈”是生命不可逆的坠落，“一百筹”是精神可攀升的阶梯，苏轼通过这种矛盾修辞，揭示出士人命运的吊诡：在政治失意中，身体衰老与精神成长往往同步发生，而真正的自由恰在于接纳这种悖论。这种“以数字写虚无”的手法，既是对庄子“朝菌不知晦朔”时间观的呼应，亦是对禅宗“一花一世界”空间观的实践，使苏轼在数字的精确性与诗意的模糊性之间，找到了表达生命困境的独特语言。
7. 空间隐喻：青州南楼与精神地景
“青州从事”与“南楼”构成双重空间隐喻，构建出苏轼的精神地景。“青州从事”以酒为空间载体，将官场失意转化为宴饮欢愉，在“杯中天地”中实现空间越界——从贬谪之地的现实空间，跃入“醉乡”的想象空间；“南楼”则以楼阁为精神象征，将物理建筑升华为心灵栖居之所，在“啸咏”中完成空间超越——从庙堂之高的权力空间，转向江湖之远的诗意空间。二者共同构成苏轼的“第三空间”：既非完全沉浸于醉乡的逃避，亦非彻底回归现实的妥协，而是在酒与诗的交融中，创造出一个“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”的中间地带。这种空间建构策略，既延续了谢灵运“山水诗”的空间诗学，又赋予其新的哲学内涵——在贬谪境遇中，空间不再是物理坐标，而是精神自由的载体。
8. 蝴蝶意象：物我合一的生命哲思
“明日黄花蝶也愁”中的蝴蝶意象，承载着苏轼对物我关系的终极思考。蝴蝶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“化生”的象征（庄周梦蝶），苏轼却赋予其“共情”的特质——当人类为黄花凋零而悲时，蝴蝶亦随之忧愁。这种“物我同悲”的书写，既是对《齐物论》“天地与我并生”的哲学回应，亦是对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现代演绎。在苏轼笔下，蝴蝶不再是人类的审美客体，而是具有独立情感的主体，与人类共同构成“时间焦虑”的共同体。这种“以物观我”的视角转换，既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，又以荒诞的想象揭示出生命的本质：在永恒的时间面前，万物皆为平等的参与者，而真正的诗意，恰在于对这种“平等性”的觉醒。
苏轼的《九日次韵王巩》以戏谑为表、悲慨为里，以诗酒为舟、友情为楫，在重阳佳节的时空坐标中，完成对生命困境的诗意突围。词中“鬓霜”与“诗律”、“东阁”与“南楼”、“黄花”与“蝶愁”构成三重哲学对位，既展现士人阶层在政治风暴中的精神韧性，亦揭示人类面对时间焦虑时的终极困境。苏轼以“输筹”消解竞争，以“醉眠”超越现实，以“蝶愁”回归本真，在贬谪的泥淖中培育出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生命之花。此词不仅是苏轼与王巩的友情见证，更是中国文人“以诗为药”疗愈时代创伤的精神史诗，启示后人：真正的自由，在于将苦难酿成诗酒；永恒的生命，在于让瞬间绽放永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