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吉祥寺赏牡丹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北宋文坛宗师，以诗文革新、书画革新与词体解放重构士人精神图景。其诗作突破“温柔敦厚”之训，将禅理玄思、市井烟火与旷达襟怀熔铸笔端，开创“以文为诗”“以议论为诗”的创作范式。熙宁年间（1068—1077），苏轼任杭州通判，在“东南形胜”的湖山之间，既目睹新法推行中的民生困局，亦沉醉于“水光潋滟”的江南风物。此诗作于熙宁五年（1072）暮春，时值杭州牡丹盛放，苏轼以“诗酒趁年华”的姿态，在赏花雅集中寄寓对政治生态的隐喻与士人精神的坚守，展现中国文人“外儒内道”的生存智慧。
二、古诗原文
吉祥寺赏牡丹
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
醉归扶路人应笑，十里珠帘半上钩。
三、写作背景
熙宁五年春，杭州吉祥寺牡丹盛开，太守沈立邀苏轼等文人雅集赏花。时值王安石变法深入推进，青苗法、免役法等新政引发朝野争议，苏轼因反对新法中“与民争利”之弊，已渐成新党眼中钉。然杭州任上，他暂避政治锋芒，以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的诗心经营民生：疏浚六井、修筑苏堤、赈济灾民。此诗作于雅集现场，以簪花自嘲的狂态消解政治重压，借市井笑谑重构精神空间，将庙堂之思化为江湖之趣，暗含对“变法急进”的温和批判与对“人间清欢”的执着守护。
四、诗词翻译
年迈之身簪花入市，却无半分羞怯；
牡丹或该羞于绽放在我这苍颜白发之上。
醉醺醺归去，需人搀扶，惹得路人嬉笑；
满城珠帘卷起半幅，皆为窥视这醉态狂生。
五、诗词赏析
全诗以“狂态”为筋骨，以“谐趣”为血肉，在市井笑谑中完成对士人精神的诗意重构。首句“人老簪花不自羞”以悖论开篇，将传统士大夫“发肤受之父母”的庄重与簪花之“艳俗”并置，暗含对礼教规训的解构；次句“花应羞上老人头”以拟人化笔法，赋予牡丹以人格尊严，实则以花之“羞”反衬人之“狂”，形成“人花互羞”的喜剧张力。后两句“醉归扶路人应笑，十里珠帘半上钩”将场景从雅集转向市井，以“扶路”的狼狈与“珠帘半钩”的窥视，将个体狂态升华为群体狂欢，既展现苏轼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放达，又暗含对市井烟火的深情凝视。全诗语言俚俗而意境高远，在谐谑中见风骨，在狂放中藏悲悯，堪称“以俗写雅”的典范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1. 簪花狂态：士人身份的解构与重构
“人老簪花不自羞”的“簪花”之举，暗藏多重文化密码。在宋代，簪花本为宫廷礼仪（如《宋史·舆服志》载“大宴……御座太师、宰相、使相、三师、三公、王、侍中、中书令……并簪花”），苏轼却将其移至市井，且以“老人”之身行之，实为对士大夫身份的戏谑解构。此举既呼应白居易“醉折花枝作酒筹”的放浪，又暗含对王安石新党“正色立朝”姿态的微讽——当新党以“道德完美”自居推行激进变法时，苏轼却以“簪花狂态”彰显士人本真：真正的士人精神不在礼法矫饰，而在率性而为。而“花应羞上老人头”的拟人化表达，则将牡丹升华为道德审判者，实则以花之“羞”反衬士人之“不羞”，在“人花互嘲”中完成对“伪道学”的温柔批判。
2. 醉归场景：政治隐喻的市井转译
“醉归扶路人应笑”的“醉”态，既是生理状态，更是政治隐喻。苏轼在杭州期间，目睹新法推行中“青苗钱重民不堪”（《吴中田妇叹》）的惨状，却因言官身份无法直谏，只能以“醉”为甲胄，在市井狂欢中消解政治压抑。此“醉”与陶渊明“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”的隐士之醉不同，亦非李白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狂士之醉，而是“在朝美政，在野美俗”的士大夫之醉——既以“扶路”之态保持士人风骨，又以“人应笑”的豁达融入市井烟火。而“十里珠帘半上钩”的市井围观，则暗合《东京梦华录》中“都人仕女，每至正月半后，各乘车跨马，供帐园圃，或野店踏青”的市民文化景观，苏轼以“醉态”为纽带，将庙堂之思转化为江湖之趣，在“笑”与“窥”的互动中重构士人与民众的共生关系。
3. 珠帘意象：士人精神的市井投影
“十里珠帘半上钩”的“珠帘”，是解读此诗的关键意象。在古典诗词中，珠帘常象征闺阁幽闭（如温庭筠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”），苏轼却将其转化为市井开放的符号。“半上钩”的动态描写，既写实（宋代市民确有卷帘观景之俗），又暗含隐喻——珠帘的“半开”恰似士人精神的“半隐”：既不完全隔绝市井（如朱熹所言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极端禁欲），亦不彻底沉溺其中（如柳永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的消极遁世），而是以“簪花狂态”为中介，在庙堂与江湖、雅与俗之间寻找平衡。这种“半卷珠帘”的姿态，正是苏轼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的士人精神写照。
4. 牡丹符号：变法时代的文化镜像
牡丹在宋代既是“富贵花”的象征，亦承载政治隐喻。宋徽宗时曾有“丰亨豫大”之诏，以牡丹喻国运昌隆；而苏轼笔下的牡丹，却在“人老簪花”的狂态中消解了其“富贵”属性，成为士人精神独立性的见证。当新党以“富国强兵”之名推行激进变法时，苏轼却借牡丹之“羞”暗示：真正的政治文明不在于国库充盈（如新党所标榜），而在于士人风骨（如簪花之狂）与民生温度（如市井之笑）的并存。这种对牡丹符号的解构与重构，既延续了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”的批判传统，又以“狂态”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——牡丹不再是权力与财富的附庸，而成为检验士人精神纯度的试金石。
5. 狂放美学：从魏晋风度到宋明理学的过渡
此诗展现的狂放美学，是苏轼对魏晋风度的宋代转译。嵇康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狂，阮籍“穷途之哭”的悲，在苏轼笔下转化为“簪花醉归”的谐。这种转变既源于时代语境的差异（魏晋乱世与北宋承平），亦体现士人精神的演进：苏轼不再追求嵇康式的“彻底决裂”，而是以“半卷珠帘”的智慧，在政治高压下守护精神自由。同时，此诗亦开启宋明理学“孔颜乐处”的先声——当周敦颐言“吾与点也”的洒脱，程颢道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从容，苏轼已以“簪花狂态”实践着“乐天知命”的哲学。这种狂放与内敛的辩证统一，使苏轼成为连接魏晋风骨与宋明气象的关键枢纽。
6. 雅俗互文：士人文化的市民化转型
此诗标志着苏轼对士人文化边界的突破。传统诗词中，牡丹雅集多属“士大夫清玩”（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），苏轼却将其转化为“全民狂欢”。他以“簪花”的俗态消解牡丹的雅意，以“醉归”的狼狈打破雅集的庄重，使诗词从“案头清供”走向“街头巷尾”。这种“以俗入雅”的创作，既是对柳永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的市民文学传统的继承，又以士人精神为其注入深度——市井笑谑中暗藏政治隐喻，狂态背后是士人风骨。苏轼以此诗为范本，证明士人文化并非庙堂专利，亦可如牡丹般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为后世文人（如杨万里、陆游）的“俚俗化”创作开辟道路。
7. 生命哲学：在缺陷中寻找圆满
全诗以“缺陷”为美，在“老”“醉”“羞”“笑”等否定性词汇中构筑审美空间。“人老簪花”的“老”与“花”形成年龄悖论，“花应羞上”的“羞”与“不自羞”构成人格张力，“醉归扶路”的“醉”与“人应笑”展现生命狼狈。苏轼却将这些“缺陷”升华为诗意——正如他在《定风波》中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消解“回首向来萧瑟处”的苦难，此诗亦以“簪花狂态”化解政治困局，以“市井笑谑”超越身份焦虑。这种“缺陷美学”暗合禅宗“平常心是道”的智慧，亦呼应道家“大巧若拙”的哲学，使此诗成为苏轼“外儒内道”生命哲学的生动注脚。
结语
《吉祥寺赏牡丹》是苏轼在政治风暴中的精神避难所，亦是士人文化转型的里程碑。他以簪花之狂、醉归之态、市井之笑，将庙堂之思、江湖之趣、雅俗之辨熔铸成诗，在牡丹盛放的春光中，完成对士人精神的诗意救赎。当千年后的我们重读“十里珠帘半上钩”，触摸到的不仅是北宋杭州的市井烟火，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权力倾轧中守护精神自由的智慧——这种将政治批判转化为市井谐谑、将生命困境升华为审美体验的能力，使此诗超越了赏花题材的局限，成为中华文明“以柔克刚”生存哲学的经典文本。在簪花老人的白发与牡丹的艳色之间，苏轼为后世文人留下一条在缺陷中寻找圆满、在狂放中坚守风骨的精神突围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