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洞穴奇案》作者：彼得·萨伯（Peter Suber）
第一部分：《洞穴奇案》作者简介
《洞穴奇案》是由美国法学家彼得·萨伯（Peter Suber）所著，译者为陈福勇和张世泰。萨伯是“开放近用运动”的发起人，长期担任叶尔汉姆学院哲学教授，也讲授法律、计算机等其他课程。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社会活动，兼任SPARC高级研究员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访问学者等职务。萨伯的《洞穴奇案》基于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富勒提出的法律虚拟案例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，虚构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书，进一步探讨了法哲学问题。
第二部分：《洞穴奇案》经典语录十条
- “任何实定法的规定，不论是包含在法令里还是在司法先例中，应该根据它显而易见的目的来合理解释。”
- “任何牺牲都必须是自愿的，否则就是侵犯了法律所确认的生命平等和神圣尊严。”
- “一个人可以违反法律的表面规定而不违反法律本身，这是最古老的法律智慧谚语之一。”
- “法律无关功利主义？首先他们的确杀了人，判无罪不合适；其次有10名救援队员失去了生命，判有罪的话救援队员岂不是白牺牲了？我弃权。”
- “死1个活4个，怎么也比5个全死强吧。与其等到那个最虚弱的人先饿死了再被吃掉，反而不如抓阄来的公平，这样最虚弱的那个人至少还有机会活下去。”
- “你们可以等有人饿死了再吃他的尸体，根本没必要杀人！再说了，你们怎么不吃自己的身体呢！有罪！”
- “必须严惩罪犯！严惩犯罪行为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手段，即便是面对未成年人犯罪，或者是洞穴杀人……网开一面？不存在的。有罪！”
- “如果我遭遇这种情况，我也会杀人吃肉的。我的良心使我无法谴责这样的行为。无罪！”
- “这个案子需要引入道德机制。但是，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将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在他人身上。弃权！”
- “野外洞穴探险是富人运动。穷人不能因为饥饿而盗窃，富人却可以因为饥饿而杀人？有罪！”
第三部分：《洞穴奇案》内容摘要
《洞穴奇案》是一部探讨法哲学与道德困境的经典之作，它基于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富勒提出的法律虚拟案例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深化。这个案例描述了一个悲剧性的故事：五名探险队员在深山探险时遭遇山崩，被困在一个洞穴里。由于营救工作进展缓慢，他们面临食物耗尽的绝境。在第二十三天，为了生存，他们通过抽签决定牺牲一人，以维持其余四人的生命。最终，提议者威特摩尔被抽中并被吃掉。获救后，四名幸存者被控以谋杀罪。
在《洞穴奇案》中，萨伯不仅重述了富勒提出的案例，还虚构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书，每位法官都从不同的法哲学角度出发，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判决。这些判决书展示了法理学与法哲学在探讨“情理法”时的种种可能，也反映了法律与道德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复杂关系。
书中第一位法官特鲁派尼认为，根据法律条文，“故意剥夺他人生命”的行为必须被判死刑，因此被告有罪。然而，他也提出了行政罢免的可能性，以体现对特殊情况的考量。
福斯特法官则从探究立法精神的角度出发，认为案发时被告们处在“自然状态”而非“社会文明状态”，现行法律对他们不起作用。因此，他认为被告无罪。
唐丁法官在法律与道德的正视两难中选择回避，他弃权了。他认为，法律与道德在这个案件中存在着深刻的冲突，难以做出明确的判决。
基恩辩护律师维持原告有罪的观点，他从法律至上的原则出发，认为法官的义务是忠实适用法律条文，不能参考个人的意愿或正义观念。
汉迪法官则认为被告无罪。他引用了民意调查的结果，认为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宽恕被告或给予象征性的处罚后释放。他认为，法律不能成为少数派的工具，而应与民意相符。
伯纳姆法官认为被告有罪。他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，认为谋杀是有罪的，因为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考虑了道德因素。他驳斥了紧急避难等无罪判决的理由，认为这些理由在本案中不成立。
达特汉姆法官认为被告无罪。他认为，虽然被告故意杀人，但没有犯罪意图。在紧急避难的情况下，为了生存而杀人是可以理解的。
塔利法官同样认为被告无罪。他从预防性杀人或自我防御的角度出发，认为让一个人死去比让更多人死去更合理。他认为，通过抽签决定牺牲者是公平的，且符合紧急避难的原则。
海伦法官也持无罪观点。她认为，尽管被告的杀人行为是有意识的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她强调法律不能脱离现实抽象地存在。
特朗派特法官从生命的绝对价值出发，认为被告有罪。他认为，每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，任何牺牲都必须是自愿的。因此，被告对威特摩尔生命的剥夺必须得到惩罚。
戈德法官从法律契约论学说的角度出发，认为无罪判决将导致悲剧的重复发生。他认为，被害者并未同意牺牲自己以救大家，因此被告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这些判决书展示了法理学与法哲学在探讨法律与道德、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复杂关系。它们不仅提供了对案件本身的深入剖析，也引发了对法律、道德、人性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。《洞穴奇案》因此成为了一部探讨法哲学与道德困境的经典之作，对法学界和广大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